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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大西南,“华盖三杰”专注建筑参与保卫云贵川

《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一书以区区200页的短小篇幅完成了启发式的叙述,作者张琴坦言写这本书是“做笔记”,很多内容都来自建筑史研究、寻访知情人、阅读资料……

《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是难得地为那一代建筑师“说话”的小书,以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的三位合伙人赵深、陈植、童寯为主要对象,兼顾同时代的其他建筑师及相关人士,从1920年代写到1950年代。时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先后展开,烽火连天之际,华盖建筑师们天各一方,赵深立足抗日大后方云南昆明开展新业务,陈植留守上海维持本地项目,童寯投身于紧张的抗日工业建设工作,并在贵阳运营分所。

他们一方面坚信中国必胜,主动参与抗战,克服艰苦条件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先后设计了百余栋各种功能的建筑,包括住宅、学校、工厂、办公楼、文化设施等,并设法维持事务所的存续;一方面被动应对战时的动荡,忍受与家人的分离之苦,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与各方势力保持合理的距离,抽出精力甚至付出财力指导学生、后辈,与其他建筑师和学者们共同推进中国建筑学的研究和传播工作。

站在数十年后的视角回看,“二战”的特殊时代背景给了我们更好地看待华盖建筑师及其同代人的角度,“华盖三杰”的事迹也能够吸引我们再一次认真细致地了解那个年代。《烽火中的华盖建筑师》一书以区区200页的短小篇幅完成了启发式的叙述,作者张琴坦言写这本书是“做笔记”,很多内容都来自建筑史研究、寻访知情人、阅读资料、查找和比对档案的漫长过程,一边探索一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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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这本书是讲建筑师的,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史著作,你给大众读者创造了一个更好地理解建筑师的机会。为什么这样来写?

张琴:关于战争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大家比较了解的是西南联大的那些人。在建筑师里面,梁思成、林徽因等前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吸引大家去关注另外一些也很重要的建筑师,而关于他们,大家能够看到的资料很有限。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建筑师的后代、学生可能对他们的了解也不多;另一方面,我希望在讲述中能破除一些藩篱,打开边界,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理解那一带建筑师所做的很多开创性的工作,无论是对古典园林,还是对传统文化等。这样梳理细微的历史,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更好地面对未来。

抗战时期梁思成、林徽因留下的材料比较多,因为林徽因跟费正清夫妇一直通信。从林徽因的信中,可以了解他们家庭当时的一些状况。梁、林的女儿梁再冰当时写了日记,根据她的记录,我们知道了童寯和梁思成见面的情况,包括“童伯伯的东北口音”和他们之间亲密的友谊等。最近我看有云南学者在文章中提到云南省档案馆有一份资料,显示西南联大聘任赵深和梁思成为建筑设计教员。龙云的儿子告诉我,当时在云南,他觉得最有名的建筑师就是赵深和梁思成。

赵深当年在云南是名声非常洪亮的,但是现在知道他的人已经很少了。赵深、陈植对现在中国最大的建筑设计院——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和华东建筑设计总院贡献很多,但是这些机构留下的资料也有限。所以,要从被割断的历史、被遮蔽的话语中寻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既有挑战也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财经:战争与这代建筑师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你把很多笔墨用在书写西南地区上,为什么西南如此重要?

张琴:战争是理解华盖建筑师这代人的重要背景,但我们对那场战争知道得不多。如果我们对当时的情况了解得更详细更全面,可能就不会觉得这些建筑师的选择和行为方式有多么令人震惊。他们在战时的行动,很多是在我国西南地区展开的,现在的建筑学院里有建筑历史这门课,其中对上海的历史研究比较多,也跟同济大学等高校在上海有关系,但是关于西南的,特别是战争时期西南的状况,研究就很缺乏。而当时,无论从国际形势还是国内状况来看,西南都是那么重要。

以前因为做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我经常去西南,而且主要是去比较偏远的地方。比如我第一次去贵州就是去做保护云山屯(安顺屯堡村寨)的调查工作。我们的步子可能比深入古村落写生的美术学院学生和一些文物贩子慢一点点,但还是跑在很多人的前面。很多地方大家都没听说过名字,我们就去过了。所以我能想象到,在战争年代,赵深、童寯他们做建筑设计的工作,梁思成他们营造学社做调研等等,物质条件尤其是交通的考验非常大。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会对书里的每一个人抱着同理心,把自己带入到当时的场景,来尽力去理解他们的处境。

虽然困难很多,但当时的人都有自己的坚持。童寯设计的那座酒精厂,管理团队和工程师团队是留德背景,他们一直不满意排放出黑烟,觉得环保没有做好。战争年代其实苛求不了这些,他们还是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认为技术工艺上有遗憾。围绕这些建筑师们,每一个项目都能展开很壮丽的画卷,他们与业主、营造商等共事的人们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

在战争那么残酷的状况下,国际交流也还没有停止,整个西南作为大后方,反而不是一种封闭的状态。取得战争的胜利不是光靠勇敢作战,背后还要有强大的科技和工业的能力来支撑,要有滇缅公路这样的通道来让中国保持与世界体系的连接。保卫云贵川的战争,曾经是东南亚战局、整个太平洋战区的关键,体现的是整个世界的政治角力。而谈到当时云南的建筑业,华盖是无法绕过的一个议题。最近我看到云南的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当时云南的营造商,也提到了他们与华盖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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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烽火年代的中国建筑师面对的是一种怎样的工作环境?

张琴: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他们要面对与熟悉的江南差异很大的环境。无论气候、自然环境、人文,都非常不同。比如陈植的岳父董显光,时任国民政府要员,他的文字中记录了很多在重庆生活条件很困难的内容。

另一点就是战争的推进速度出乎大家的意料。当时在作为大后方的云南有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一切都比较正常。很快由于武汉、长沙沦陷,昆明进入了日机轰炸的航程范围。加上当时日军在东南亚势如破竹,整个中国战区当时的沦陷速度也相当快,导致很多人有悲观情绪。

这段时间赵深、陈植、童寯他们都没有留下日记、笔记,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资料零碎地拼凑出他们的生活场景。童寯是个特别乐观的人。整个抗战时期,他在西南其实生活很艰苦,但对于战争的走向,他依然很乐观,很多人认为中国是撑不下去的,他一直觉得肯定会胜利。他跟其他人不一样,战争来临时,很多人逃亡了,童寯比很多人出发得早,但他是投身抗日去了。童寯能够看到光明,对未来很有信心,那么工作的精神状态肯定不一样。

华盖和资源委员会的合作是战前在南京就开始的,业主和建筑师也有相同的教育背景。童寯自己承接的这些项目,一个特点就是业主的背景跟他相似,都是留学生,都是技术人员、工程人员,或者清华校友等,气质比较投合。与他们合作的工人、技术人员等,相对专业性都是比较高的,那个时候的专业分工体系还是比较完整。这可能是童寯设计几个后方工厂很顺利的一个原因。后来华盖在无锡还设计过无锡荣家的茂新面粉厂,并留存至今,当时已经有流水线的概念,虽然从华盖建筑师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作业里没有看到他们设计过工厂,但是华盖确实有过一些工厂项目,积累了经验。他们的设计能力是蛮强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一代建筑师能够把注意力保持在工作上。营造学社在西南的时候,刘敦桢和梁思成的通信非常密切,刘敦桢自己也有笔记留存。看看已公布的刘敦桢古建调研笔记,你就会忘了他是在战争时期工作的,除了他写到为了去一些地方需要向管理当局申请,其他的记述展示了他的注意力仍旧在建筑本身上面,让人感觉他好像只是把调查地点从河北、山西等地转到了西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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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华盖三杰之间能维持密切合作,是否除了彼此认可和深厚的友谊之外,还有管理方面的可取之处?你在书中写到几个版本的合伙合同,他们的商业管理知识源自何处?

张琴:首先,他们之间是非常信任的,后来赵深在南京时,把他的私章、家门钥匙都交给童寯保管。比较他们的合伙协议,看其中的更动,是很有意思的,既很明确、很理性,又照顾到现实的需要,可惜协议只有几份留存。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大部分的资料都不存在了。在协议当中,他们三个人不断调整合伙占股的比例,赵深因为更多地要对外打交道,涉及的费用也要明算,他们把这些都列得比较清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也照此执行。

我想他们的合伙方式跟所受的教育有关系。美式教育比较注重书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契约精神。华盖建筑师能够合作这么长时间,还保持好的合作关系,中间经受了几次经济的灭顶之灾,现在很多自己开业的建筑师看到这些,都会有所思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陆续出现了一些长期存在的合伙制建筑师事务所。但是华盖的时代,跟我们现在的建筑设计模式是不一样的。1950年代我们全面苏联化,而华盖的工作模式是他们从美国引入的,建筑师有驻场的工作。当时营造商的专业能力也很强,在赵深等人创办的《中国建筑》杂志的广告上,可以看到很多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营造商的广告,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建筑业各个部分的工作跟现在有怎样的不同。

第一财经:好的建筑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建筑师也要经历漫长岁月之后的他人评说。你觉得建筑师是怎么看时间的?华盖建筑师这一代人的历史观念是怎样的?

张琴:通常建筑师会认为建筑的寿命长于人的寿命。每一个有使命感的建筑师在做设计的时候都会思考,面对时间的流逝,建筑的意义是什么。在当今中国,业主、施工方和全社会对建筑师的理解,和建筑师对自己职业的理解,可能还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在中国,建筑不属于艺术也不属于人文。童寯说“生平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学建筑”,建筑师的工作不但跟人的心灵密切相关,也跟社会密切相关,不仅要面对当下,也会思考未来。当年梁思成给被迫流亡上海的东北大学第一届建筑系学生写了一封信,在那样的时候还要跟他们讲,“要告诉社会什么是建筑师”。当时人们经常会把建筑师跟电气工程师等搞混,所以建筑师如果对这个职业、对他们所学的建筑学专业有热爱,就肯定会去想建筑的主题是什么,我们通常会说空间是主题。时间必定也是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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